再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电杆的主要原因——兼回袁伟时先生(转)

Gestapo

    文献一、名称和时间：张士翰致裕禄电，1900年5月31日；作者身份和立场：张士翰，清军副将，参与镇压义和团；所述对象：1900年5月底，大批义和团占领涿州。
    “……（义和团）踞城自卫，尚无骚扰衙署、居民之事。……”(转引自李文，张士翰自称，他这个消息是“细询”兵丁后得来的。)
    文献二、名称和时间：裕禄致总理衙门电，1900年6月2日；作者身份和立场：裕禄，直隶总督，主张镇压义和团（后来才附和慈禧）；所述对象：同上。
“现在拳众聚集涿州关厢甚多，……与民杂处，虽未搅扰百姓，而匪势甚为猖獗。”(转引自李文)
    文献三、名称和时间：上谕，1901年2月14日；作者身份和立场：慈禧，皇太后，主张镇压义和团（注意上谕的发布时间）；所述对象：1900年5月中下旬，涞水、涿州一带义和团聚众反教，对抗清军。
    “本年夏间，拳匪构乱，开衅友邦。……和议十二条大纲业已照允，仍电饬该全权大臣，……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既有悔过之机，宜颁自责之诏，朝廷一切委屈难言之苦衷，不得不为尔天下臣民明谕之。……涞涿拳匪既焚堂毁路，亟派直隶练军弹压。乃该军所至，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拳匪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爱匪，匪势由此大炽，匪党亦愈聚愈多。此则将领之咎也。该匪妖言邪说，煽诱愚人，……”(《上谕档》26册P.482-483)
    文献四、名称和时间：某大令自京来函（私人信函），1900年6月或以后；作者身份和立场：佚名，南方清朝官员，偏于反对的旁观者；所述对象：同上。
“余于四月廿三日(5月21日)至德州，均属平顺。廿四日到景州，即闻往北州县，皆有义和团匪与奉教人为难，并不伤害行客。廿八至任邱，闻数日前义和团……杀教民五十余家，……然此时尚未见义和团匪之面。廿九日到雄县，则沿途皆有，或三五人，或十人八人、四五十人不等，皆腰束红带，……途中相遇，秋毫无犯。……云十余岁童子练习七八日即刀砍不入，余固未之信。……五月初一……宿新城，因问新城令，前途是否平安。令云不妨。初二日，……见义和团纷纷往北。……初五(6月1日)到京，……”(《义和团》一P.250-251)
    文献五、名称和时间：庚子记事（私人日记），1900年6月20日；作者身份和立场：仲芳氏，北京市民，旁观者；所述对象：1900年6月中下旬，义和团大量进入北京，运动达到高潮。
    “义和团如此凶横，是正耶，是邪耶，殊难揣测。谓系匪徒滋事，借仇教为[名]，乘间叛乱。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遣，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以此而论，似是仗义。若看其请神附体，张势作威，断无聪明正直之神，而附形于腌脏愚蠢之体；更焉有杀人放火之神灵者乎；且焚烧大栅栏老德记一处之房，遂致漫延如此大火，何以法术无灵；以此而论，又似匪徒煽惑扰乱耳。”(转引自李文)
    文献六、名称和时间：石涛山人见闻志（私人日记），1900年6月或以后；作者身份和立场：石涛山人，总理衙门官员，偏于反对的旁观者；所述对象：同上。
    “国家大事，有此一变，不知后来大局如何？论义和团实为神意，众志成城，大家一志，吃素，喝白开水，不为一钱，不扰百姓，不沽名气。拳众皆打仗为事，出自心中愿意。不知天意此一变是何局也，是以加心记之。”(转引自李文，据李先生说，对于义和团，石涛山人“偶而觉得为长远计，也许真应该像某些洋务派官僚主张的那样，‘痛剿一二股不可’”。)
    文献七、名称和时间：英使窦纳乐致外交大臣密信引许景澄言，1900年6月10日；作者身份和立场：许景澄，总理衙门大臣兼工部左侍郎，主张镇压义和团（因此被慈禧处死）；所述对象：泛指。
    “我和庆王会晤时(6月5日——引者)，……另一个大臣公然说出，在中国政府缺乏代议制的情形下，决不可忽视象很孚人望的义和团运动所提供出来的这种民意反映。首先，义和团运动是为人民发泄由外国传教士和中国信教徒的罪恶行为所种下的根深蒂固的仇恨；虽然教徒遭受很重的报复，国家财产也被损坏，然而迄今为止，普通安分的人民并没受到任何损害，如果义和团为民情得伸而受到惩罚，中国老百姓当认为这是极不公正的。在会晤快结束的时候，上面讲话的那位名叫许景澄的大臣走来，……”(《英国档案馆所藏有关义和团运动的史料》《义和团史料》P.548)
    以上历史文献的作者，要么反对义和团，要么持旁观态度，其记录反映了一个共同现象：他们所接触、所了解的义和团只侵害教民，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北京义和团来自各地，最具代表性）。笔者认为这不会离真实情况太远，否则他们不会装作不知。
    2006年1月2日的《北京晚报》刊载了一份新发现的义和团史料：一位在京晋商的家书(1900年6月30日)。其中有这样一段：“京都慌乱一事，皆因北京洋鬼子大闹，现有义和团民等在京剿灭洋鬼子，天主教民死者无数，焚烧洋楼，天主教房，亦无千代数。以及乡下天主教人，团民见者，立刻杀死，将房屋焚烧。又言，义和团民等正如仁人君子，与咱大教人秋毫无犯。”此人对义和团颇有好感，“仁人君子”固然夸张，但家书毕竟不是宣传书，“与咱大教人秋毫无犯”似非欺人之谈。【子乔按：所谓“大教”，可以理解为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是时人为了与“洋教”对称而造的自称，又作“汉教”。如梨园屯教民与非教民签订的田地分割协议说：“立清分单冠邑北境梨园屯圣教会、汉教……汉教三股应分田地三十八亩，圣教会应分房宅一处，……”】
    可见，义和团是极端的反洋教组织，大部分义和团在大部分时期并不主动侵害非教民。应该说明的是，在运动的高潮中，义和团侵害了很多与“洋”有关的非教民。这是他们“灭洋事业”的一部分，与土匪抢劫还是有区别的。这同样是事实判断，其意义前面已经讲过了，希望读者理解。
    说到此处，必须谈一下口述资料。
    上世纪60年代和80年代，山东大学部分师生进行了多次“义和团实地调查”，地点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河北、江苏、安徽的一些地方，他们采访了很多义和团运动的亲历者或其后代，获得了大量口述资料（含大刀会等）。这些资料于2000年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名为《山东大学义和团调查资料汇编》（以下简称《汇编》）。该书内容大致分为：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教士教民、民教矛盾、运动起因、人员构成、组织、纪律、形迹、口号、人物、事件等等，共110万字。
    《汇编》属于“回忆录”、“口述历史”的性质，对本题而言，它的价值自不必说，但也有局限，严格来说不太适用统计方法。主要是：一、它只涉及了53个县的情况，以山东为主，直隶只占15个，记录也不多；二、叙述者中有一部分当时年纪尚幼，甚至还未出生；三、它没有注明大部分叙述者当时的身份（团民、教民或平民）以及家境（穷人或富人）；四、它不是问卷式调查，也即，某个叙述者没有提到本题，不等于他对本题没有自己的观点；五、有不少记录是笼统、模糊的价值判断，很难从中提取事实信息；六、它是将义和团和大刀会混在一起的，而它们严格说来是两个组织（参上文）。尽管如此，这样一部资料集不用未免可惜，统计一下作为参考还是可以的。
    笔者对《汇编》中体现义和团对非教民的态度的内容进行了粗略统计。有关记录总数近200条，其中明确指出义和团不侵害非教民的有近100条，明确指出义和团也侵害非教民的有近50条（含劫富济贫和向富户摊派钱粮），另有一些表述笼统、模糊、矛盾的记录，尚待分析归类。当然这是就总数而言，实际上各地情况不一，如山东平原、荏平、高唐等县，体现不侵害非教民的记录比例很大，而长清、齐河等县则正相反。
    这里的分类依据忽略叙述者的价值判断，如有些穷苦出身者对义和团的“劫富(非教民)济贫”大加赞扬，但按其提供的事实信息归入“侵害非教民”一类。对于一些笼统的价值判断，如“好人谁不争着在拳呢？”、“大刀会不算坏人”、“义和团是瞎胡闹”，因为不能确定它和本题的关系，故而均未计入总数。但评价“纪律”好坏的，则计入总数，作为单独的两类。由于只是粗略的初步统计，仅供参考，这里暂不给出详细数字。
     六、袁伟时先生处理材料很不严谨，继续误导读者。
    下面，笔者把《忧思》中与义和团有关的材料错漏一一列出，并进行简单辨析。
    1、袁先生说：“包括孙中山、鲁迅、胡适和20年代以前的陈独秀在内的知识阶层的许多人，都曾毫不含糊谴责义和团是‘拳匪’。有的学者绞尽脑汁为他们的罪行开脱，歌颂义和团的书籍汗牛充栋。应该尊重他们的言论自由。但是，笔者无法认同他们的结论。”
    辨析：孙中山是批评过义和团落后的一面，但也曾热烈地赞扬过义和团，他认为义和团运动“是因为帝国主义逼着他发生的！”，“其勇锐之气，殊不可当，真是令人惊佩！”不知袁先生以为如何？陈独秀对义和团的态度更是有一个大转变，他后来说：“还幸亏有野蛮的义和团少数人，保全了中国民族史上的一部分荣誉！”这两个人“绞尽脑汁为义和团的罪行开脱”，不知袁先生作何评价？笔者对这些价值判断兴趣不大，只是想说，不能随心所欲地选择材料。孙中山和陈独秀都是政治人物，他们对义和团的评价——肯定也好，否定也好——都无法摆脱意识形态的支配。这种现象及其解释，美国学者柯文在《历史三调》中已经讲得很透彻。在这里，孙中山等人都扮演了“神话制造者”的角色（“神话”是柯文在《历史三调》中使用的概念，并不限于美化）。
    2、袁先生说：“义和团在山东兴起之初，就留下乱杀和抢掠‘教民’（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非教民的记录。1896年7月他们就‘藉毁教之名，既拆教堂复抢盐店’。”
    辨析：学界一般认为，义和团运动是从1898年10月的赵三多起义开始的。袁先生引用的史料说的是“大刀会”，原文的“刀匪”二字被袁先生省略了，它与“义和团”虽有渊源，但却是两个组织。详见本文第五部分。
    3、袁先生说：“1898至1900年间流传、被研究者称为‘义和团主要文献’的歌谣写道：‘不用兵，只用团，要杀鬼子不费难。烧铁路，拔电杆，海中去翻火轮船。’……这是当时的愚民对外来文化的认识，……”
    辨析：该句的下一句被袁先生省略了：“大法国，心胆寒，英美俄德哭连连。”可见义和团的目标还是洋人，敌视的对象主要是人，而不是东西。详见本文第三部分。
    4、袁先生说：“5月12日在直隶（今河北）涞水‘拳匪……将南高洛村教民居住之房屋，放烧约四五十间，并在井内，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中国史学会主编：《义和团》（四）371页）”
    辨析：这条史料中很重要的一段文字又被袁先生省略了：“……见有杀伤男女大小约二三十口，是教民亦是拳匪，无从确查，亦无人认尸报案。”（当地口述资料也说，该事件是民教斗殴，双方都有死伤）
    不错，涞水事件中的教民死亡人数众说纷纭，采取其中一种当然是可以的，笔者自己也说“义和团在直隶涞水县高洛村杀死教民数十人（伤亡数字中外文献记载不一）”
    但是在引用文献的时候，应该尽量完整，不能歪曲文献的本意，否则就是对读者隐匿了信息，替读者作出了判断和选择。
    5、袁先生说：“5月31日则保定以南的铁路、桥梁亦被拆毁或焚毁。也就是说，他们肆无忌惮破坏铁路和通讯设施等等，时间在八国联军入侵以前，地点是与阻击入侵者毫无关系的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至6月6日，……”
    辨析：查《义和团运动史事要录》，1900年5月31日下有这么一句：“保定以南方顺桥车站及附近桥梁铁道为义和团烧毁。”
    方顺桥只是保定以南很近的一个地方，如果《要录》所言属实，那袁先生的话显然不准确，很容易发生歧义。不知袁先生是否有证据表明，义和团当日也拆毁了保定以南除方顺桥一带之外的其它一些路段？学者们在讨论义和团拆毁铁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采用“卢保铁路”和“津卢铁路”的提法，或者具体地说是哪一路段。袁先生前文也是这样处理的，但这里却突然说义和团破坏“芦沟桥到汉口的铁路”，笔者还是头一次听到。
    当然，卢保铁路是卢汉铁路的一部分（保定至汉口尚未修完），然而义和团当时只破坏了卢保铁路和保定以南不远的路段。所以袁先生的表述很容易引起误解——读者看完这句话，头脑中留下的印象恐怕是，保定以南直到汉口这段铁路，也象卢保铁路那样被义和团拆毁了。读者不妨找一张地图来，看看卢沟桥到保定的距离是多少，保定到汉口的距离又是多少。这种拉大“空间差”的做法，和强调“时间差”一样，都是为了证明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无关。其实根本不必如此，因为没有人说义和团当时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有关，袁先生完全是无的放矢（但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义和团拆毁卢保铁路与反侵略有关）。详见本文第三、第四部分。
    以上错漏多属鸡毛蒜皮，本来没有讨论的必要，但袁先生这样随意处理材料，继《现代化》之后再次误导读者，就不得不予以指出了。
    最后，请允许笔者引用袁伟时先生的一句名言，作为本文的结束——“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
2006.03.06初稿
2006.03.15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