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教士见证：张献忠疯狂屠四川

Gestapo

作者 汪建中
一 、历史上农民“起义者”多是流氓，屠杀起老百姓来比谁都凶狠
    在中国的大地上，自古以来，大大小小的屠杀实在是太多了，多得使人觉得中国人的命，仿佛不是命，而是草、是木、是石头、是泥土、是一大群被肆意围歼着的骨瘦如柴的野狗……
    在众多大屠杀中，外国人干的，屈指可数，更多的是咱们中国人自己干的，而且，中国杀中国人，那么凶恨，那么歹毒，那么惨绝人寰，那么灭绝人性。比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成都屠城……每更换一次朝代，要上上下下屠杀一遍；每起义一次，还是要上上下下屠杀一遍，仿佛不这样屠杀，就不足以血洗一个旧的王朝或迎接一个新的王朝；仿佛不这样屠杀，就不足以血祭那面揭竿而起的大旗。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他们本来的动机和目的是反抗压迫、夺取饭碗、推翻朝廷，但是，他们的这一初衷往往会走样，会变味，最后发展成彻底地背道而驰，调转屠刀肆无忌惮地劈向百姓、砍向平民。其滥杀无辜的幅度更加广大，手段更加残忍，花样更加繁多。让人一想起，都不知道该如何去诅咒！
    陈胜和吴广，放下锄头，拿起刀枪，竖起大旗后，立刻忘记自己起义的目的，将刀刃劈向一个个手无寸铁的平民。黄巢仅仅因为考试不及格而落榜，就怀恨在心，后来起义，做了头目，就疯狂地屠城，用八百多万无辜者的鲜血和生命来发泄自己的私仇与旧恨。洪秀全打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无处不温饱”的旗号起义，但他挥师南京后，立即开始血腥的专制与屠杀。而李自成，这个恶棍一样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更是屠遍了整个北中国。还有李自成当年的把兄弟张献忠，是个恶棍加流氓的农民起义军头目，他的屠刀，几乎削平了整个南中国。有人做过统计，说张献忠在南中国屠杀的平民百姓，不下千万人。
    小时候上历史课，我们的教科书总是把农民起义描绘得十分伟大，异常光辉，但是，在我长大后，这才知道，中国的许多农民起义，屠杀起老百姓来，比谁都要凶狠，甚至比外国侵略者还更加缺少人性。因此，我现在对中国的农民起义抱着深深的怀疑——他们的起义，究竟是为劳苦大众，还是为了他们自己？他们的揭竿而起，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目的？是泻私愤？报私仇？了私怨？还是自己想当皇帝？或者是想独霸九州大地？
    大量的事实一再证明，许多农民起义，成功后，与旧朝代的封建专制与残酷压榨相比，总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农民起义，不仅没有推翻封建专制，反而强化了封建朝廷对于中国人的奴役。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隐瞒历史？为什么要粉饰残忍？又为什么要颂扬暴力？我们给农民起义一次次贴金，一次次唱赞歌，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目的？为一群流氓权力者大肆开脱、百般隐瞒、一味加冕，其真相大白后，最终的结果是:会让我们彻底失望，让我们极度愤怒，让我们加倍渴望民主与自由的曙光来唤醒中国大地上的一片片血泊。
    为了彻底弄清楚农民起义者屠杀平民的的真实面目，且让我们走进四川，走进成都，看看张献忠这个农民起义领袖的屠刀，是怎样在这座美丽的城市间起起落落、砍来砍去。

二、张献忠屠成都有外国传教士作证
    张献忠，字秉忠，号敬轩，明万历古三十四年（1606年）9月18日出生于陕西省定边县郝滩乡刘渠村。虽然他小时候读过一点书，但他是个十足的无赖、恶棍和流氓。他在军中曾经犯法，本来是要被斩杀的，只因为相貌生得威猛而被人求情，这才免于一死。
    在明崇祯三年（1630年），张献忠积极响应反明的号召在米脂起义。之后不久，他与李自成等归附高迎祥，高迎祥称闯王，张献忠、李自成号闯将。崇祯八年(1635年)，张献忠与李自成因小故开始分裂，张献忠率部攻长江流域，李自成攻黄河流域。从此，中国大地上的两支农民起义军，一支在北方席卷天地，一支在南方横扫千军。
    张献忠的起义军南下后，先后在湖北和湖南一带迂回与明王朝的军队作战，由于他采取“敌进我退，敌退我打”和“避实就虚” 的战术，使得他打胜仗的时候多，吃败仗的时候少，这样一来，张献忠的势力就越来越大。在此期间，他还大玩政治欺骗的把戏，一会儿提出归顺明王朝，当朝廷刚刚同意并委以重任时，他又突然更改主张，给朝廷的军队以突然袭击，把朝廷的军队打得落花流水；一会儿他又要与李自成紧密合作，说是共同反击明王朝，李自成正积极与他配合的时候，他忽然变卦，乘李自成放松戒备后，大肆扩张地盘与人马。张献忠就是用这样一种奸诈、卑劣和无耻的伎俩，一次次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张献忠因此了控制了湖南全部，及湖北南部，广东、广西北部的广大地区。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张献忠率部向四川进发。张献忠进入四川后，虽然遇到多股地方武装的抵抗，但这对于他强大的军队来说，简直就如入了无人之境。八月初九这一天，张献忠的农民军攻克了四川的首府成都。
    攻克了成都后，张献忠立即铲除了各路诸侯的势力，至此，他彻底控制了四川的局面。
    局势刚一稳定，张献忠就迫不及待地在成都称帝。建国号“大西”，改元“大顺”，以成都为西京。张献忠的大西政权，完全照搬历代封建王朝的机构设置和专制机制，看不出一点他要革封建专制的命的意思，堂而皇之地做起皇帝来。为了巩固他的政权，他亲自任命自己的四个养子为王:任命孙可望为平东王，任命刘文秀为抚南王，任命李定国为安西王，任命艾能奇为定北王。这样一来，四川的东南西北都被他的养子和亲信们给把守着了。
    张献忠之所以要定都成都，是他十分看好成都这块宝地。因为，成都平原不仅物产丰饶，四季如春，而且易守难攻，成都平原周围的群山，成了他的天然屏障。在这样一个地方做皇帝，张献忠似乎就有了高枕无忧之感。
    建立了大西政权，自己又当了皇帝，这对于打打杀杀惯了的张献忠来说，就感到异常的空虚与寂寞。这时候，他想到了佛教。一天，他到成都大慈寺去烧香，不料被高高的门槛绊了一下，差一点摔倒。他被人扶起来后，立即大怒，下令把寺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众手下立即拔出刀剑，把全寺的和尚杀了个精光。杀完大慈寺里的和尚，还没有彻底解除张献忠的心头之气，他又下令把成都周边寺庙里的和尚全部杀了。于是，他的军队就开进成都周边的所有寺庙，大开杀戒。一时间，这些寺庙血里流入注，杀声震天，众多寺庙被化为灰烬。在这次血洗中，共屠杀僧人两千多人，几乎是无一漏网。成都人多年的佛教信仰，被张献忠的一怒，屠杀得荡然无存。
    就在张献忠大肆屠杀僧人的时候，有两个在成都传教的西方传教士，劝他不要如此灭绝人性，张献忠一听，立刻大怒，把两名传教士拖到跟前就要杀头。由于考虑他俩是西方人，就放了他俩一条生路。但是，张献忠没有放他们出去，一直把他俩软禁在自己的身边。
    张献忠当了皇帝，自然是要招贤纳才，开科取士，以之巩固他的政权。于是，他就四处张榜，广告川内，要选拔人才。四川历来的才子云集之地，有了这样的好事，响应者自然就趋之若骛。应试的才子从四面八方日夜兼程赶往成都，以期被录取，获得个一官半职。在考试那天，由于一个应试学子得罪了张献忠，让他感到十分不快，立即咆哮考场，下令把前来参加应试的一万七千多名才子全部杀掉。于是，在成都青羊宫内的空坝子上，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屠杀学人的惨剧发生了。这些学子，他们哪里有反击之力，屠刀一闪，立即人头落地，血光飞溅。有的学子想跑，但还没跑出十米，随即被砍断双腿，接着又开堂剖肚，五脏六腑混合血浆流了一地，活活被痛死。有的学子开口大骂，即刻被割去舌头，剥去头皮，然后再杀掉。有的学子被吓得屁滚尿流，跪地求饶，但他求饶的话都还没说完，就被活活戳死。有的学子为了自己活命，就帮助屠杀同类，结果，他依然没有逃过劫难，还是被杀了。这次对学子的屠杀，整整进行了大半天，青羊宫内到处都是血液，弥漫着浓烈的血腥气，被屠杀的尸体，堆成了一座巨大的山。后来清理屠杀现场，光是毛笔和石砚就堆得像一座浩大的帐篷。由于张献忠对学子的大屠杀，致使四川的知识界在若干年后都萎靡不振，几近荒芜的程度。两个西方传教士在回忆这个场面时说:“血肉横飞，痛极而死。”
    张献忠把两个西方传教士软禁在身边，还经常听他俩布教，但是，张献忠一点都没有从天主教义中获得仁爱，反而更加地变本加厉地残暴着。他说:“欧洲各国风俗纯美，实由此圣律而来也。然此等圣律于川人无益，伊等固执于恶，不从圣教圣令，宁愿从我刀剑之下。故吾奉天主之命，珍灭此种僧党及世间恶人”在张献忠看来，他屠杀的是僧党，是恶人，是奉天主之命才杀人。这就是一个农民起义者得在天下后，依然是四面皆兵和诚惶诚恐的心态，并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宁可错杀一千也绝不放过一个的封建帝王的镇压手段。
    每当捉着所谓的乱党后，张献忠一般不急于杀掉，而是叫手下去剥他的皮。在剥人皮的过程中，张献忠有许多规定。这些规定是:一、不能把人剥死，要把他痛死。二、不能手软，谁手软就剥谁的皮。三、开展剥人皮竞赛，剥得多就奖赏，剥得少就死。由于有了这样一些规定，参加剥人皮的人，个个都残忍无比，动作飞快，又小心翼翼。在剥了大量人皮后，一些心肠软的、心理承受力差的，或者是因精神崩溃而失常的，就本能地放下屠刀，不敢再剥人皮。这时候，张献忠就狂怒不止，以为他们在通乱党，就下令把这些放下屠刀人一个个吊起来，对他们实施剥皮。这些与张献忠一块起义、一块打天下的人，就这样被他剥去了人皮，活活地痛死了。张献忠不仅剥了心软者的皮，而且还把他的家人全部抓捕，无论老少妇孺，统统被剥去人皮，最后被惨烈地痛死。张献忠把剥下的人皮用竹竿绷着，沿街插满，一时间，成都的一些街头，全是绷张着的血淋淋的人皮，风一刮，就呼啦呼啦地乱鸣不止。望着满街的人皮，张献忠居然昂首阔步，前呼后拥，大笑不止。
    最是残忍的，是对于婴儿的杀害。一天，张献忠捉到一名乱党的妻子，这个女人正是怀孕期，挺着个大肚子，张献忠一时兴起，叫人把她的肚子剖开，看看里面的婴儿是什么样子。于是，女人的肚子被剖开。婴儿被取出来。一见这婴儿，张献忠就很不高兴，说这孩子不杀，二十年后又是一个死对头，就叫手下想个最绝妙的办法把婴儿弄死。想来想去，最后想到这样一招:在地面插满大刀长矛，然后把孩子抛向空中，孩子坠下后，就被刀尖戳死。见到这个场面，张献忠觉得很有乐趣，就叫再来。于是，他的手下就开满城寻找孕妇，找到孕妇后，就如法炮制。据说，在这一天，张献忠杀害了许多妇女和还没有出生的婴儿。
    同样是剖开肚子，还有一件事，张献忠干得就实在是荒唐无比。一天，他的一个手下给他讲治国平天下的道理，他听后，觉得很好，认为手下特别有智慧和思想，他一时兴起，就问:“你的肚子里咋就装了那么多学问？”手下得到他的表扬，正在得意，没想到张献忠却大吼一声:“来人！把他的肚子剖开，我要看看里面的学问是个啥模样！”就这样，这个手下的肚子被剖开了。张献忠在手下的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看，最后说:“只有一堆臭不可闻的乱肠子，没有学问嘛！”
    张献忠的荒谬与变态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一天，他突然想看女人的小脚，就命令把城里女人的脚砍下，带回宫里来慢慢欣赏。第二天，在他的园子里，女人的小脚堆成了一座山。这时候，他带着他的妃子一道去欣赏女人的小脚。欣赏了一会儿后，他忽然觉得这座山缺少一个山尖，就拔出刀把妃子的脚砍了放上去。这座脚山有了尖，张献忠乐得是前仰后合，哈哈大笑。
    张献忠这些种种行为，应该说，是权力无限膨胀后的心理变态，是一种彻底的无信仰者嘴脸。一个曾经的人下之人，一个吃遍了万般苦、受尽了万般罪、历尽了万般辱的人，一旦翻了身，做了主，他的疯狂、残忍、暴戾与歹毒，就会以数万倍的能量释放出来，去获得他所谓的平衡与补偿。张献忠，无疑就是这样的人。中国历史上众多的农民起义者，无疑都是这样的人。他们对于文明的扼杀，对于人性的摧残，一个比一个凶恶。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就在这样扼杀和摧残中步入了恶性循环，始终都没有走出这个怪圈。
    虽然张献忠荡平了四川，但他一直没有收复汉中。自从三国以来，汉中就属于四川的领地。出于这样的考虑，张献忠决定收复汉中，获得一个完整的四川。但是，张献忠去收复了几次，每次都以失败告终。这时候，他疑心是成都有人通风报信，才使他在收复汉中时连连吃败仗。于是，他决定剿灭内奸。然而，他又不知道内奸是谁，更不知道他躲藏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为了不漏掉内奸，张献忠就开始了大规模地屠城。
    这次大规模屠城，西方来的两传教士是亲眼目睹了的。其中一个叫安司铎的传教士这样描述道:“1645年冬11月22日，献忠先暗谴一人捏词诳报，以惑众心。谓某路敌军大队将至，须当操练兵马，以作御敌。次日，大集人马，若将赴战场一般。献忠暗将毒谋通知各营军官，饬令剿洗全城，不留一人。诡言:‘百姓等已暗通敌人，勾引大队入川，以图大举，故当剿灭此城居民。尔等各宜秘密准备，不得遗漏军情’云云。众官闻之各自回营，预备明天大屠之事。剿后即当渡河以迎敌军。”
    次日，大屠杀开始。这两个西方传教士，安司铎被安排在东门的城楼上观看，利司铎被安排在城南的城楼上观看。这时候，张献忠便分别在城东和城南的空地上，开始对近二十万无辜的市民进行屠杀。安司铎这样回忆道:“见无辜百姓男女被杀，呼号之声，惨绝心目，血流成渠，心如刀割，欲救不能。”这时候，两个传教士情词恳切、声泪俱下地请求张献忠不要再杀无辜了，但是，他俩的请求根本就没被张献忠理睬。安司铎在回忆中说:“此时被拘百姓无数，集于南门沙坝桥边，一见献忠到来，众皆跪伏于地，齐声悲哭求赦，云:‘大王万岁！大王是我等之王，我等是你百姓，我等未犯国法，何故杀无辜百姓？何故畏惧百姓？我等无军器，亦不是兵，亦不是敌，乃是守法良民，乞大王救命，赦我众无辜小民’云云。献贼之心，禽兽不如，闻如是之言，不独无哀怜之意，反而厉声痛骂百姓私通敌人。随即纵马入人群，任马乱跳乱踢，并高声狂吼:‘该死该杀之反叛！’随令军士急速动刑。冤呼痛哉！无罪百姓齐遭惨杀，终则息静无声。真是尸积成山，血流成河，逐处皆尸，河为之塞，不能行船。” 安司铎目睹完整个屠杀过程后，已是黄昏，日落西山，他不禁凄凉，几近崩溃的程度，在迷迷糊糊中漫步而回。一路上，他看见道旁死尸狼籍，血迹斑斑，其中还有没有被杀死的小孩在呻吟。于是，这位西方传教士就为小孩付圣洗，希望他的灵魂能够入天国。在回家的路上，安司铎共付洗了12名孩子。
    这两位西方传教士是来四川传授天主教义的，让他俩万万没想的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当着他们的面，演绎了一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是多么对立的两个世界观！在成都，这两个对立的世界观，最终是文明屈服于野蛮，是仁爱屈服于残暴，是信仰屈服于无赖，是上帝屈服于张献忠。这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治，这就是西方人所难以理解的东方暴戾，这就是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中国的流氓政权和痞子革命。
    张献忠在成都的大肆屠杀，还没有解他心头之恨，紧接着又开始对四川各州市县进行灭绝种族的大屠杀。“所到之处，无论男女老幼与牲畜等类，悉行诛灭，几无遗类。”由于血腥屠杀的恐怖笼罩着全川，致使流民四逃，土地荒芜，仓廪无粮，锅釜无食。什么吃的都没有了，人就开始吃人，强者吃弱者，老者吃少者，少者吃病者，一时间，在四川这块土地上，四处都是人吃人的惨况。张献忠把四川人逼成了一匹匹饿狼，逼成了一群互相蚕食的畜生。土地荒废了，张献忠就收不到军粮，于是，他下令把杀死的人腌制成腊肉，供军队食用。这期间，成都各地到处是尸首，到处是瘟疫，一个美好的天府之国，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成了“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地方。在成都城里，一些尸体来不及掩埋，就统统扔进河里和井里。成都的两条河，全被尸体塞满，根本无法行船。成都一万多眼井，全被尸体塞满，致使成都人无处获得饮水。
    杀尽了成都人，张献忠现在准备去收复汉中了。在出发前，他开始焚烧成都，甚至连他的宫殿也不放过，统统化为一片火海。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万一出征失利，不能把成都白白留给敌人。
    这时候已经是清大顺三年（1646年），汉中已被清朝所统治。在出发去收复汉中的前几天，张献忠又两次杀人。一次是杀军队中的老弱病残者。他认为这些人不仅不能打仗，而且还要消耗粮食，所以就把他们全杀了。二是杀他的老婆和孩子。他说不能把老婆孩子留给清兵去杀，因此他就亲自把他们杀了。
    一切如张献忠所料，他此次出征，没有能够获得胜利，在四川西充县的凤凰山，被偷袭而来的清军乱箭射死。他死的时候，才四十二岁。
    成都一位知识界的老人在描述张献忠屠城后的景象时，这样说:“成都被张献忠彻底毁了。清朝官员到成都来接管，城内竟然找不到作廨署的屋舍，四川省府不得不改设在保宁府（今阆中县），到顺治十六年（1659年）即献贼灭亡的十四年后，才将四川省府迁回成都。那时全川人口大约八万，十里不见人烟。成都全城居民才数十户（零散人口不计），闾巷不存，旧街难认。到处丛莽，兔走雉飞。有人在南门城墙上，一天之内看见锦江对岸先后有虎十三只相继走过。”四川原本是一个人口大省，被张献忠的屠杀和淫威，弄得几乎成了荒原。
    西方传教士安司铎在回忆录中说:“锦绣蓉城顿成旷野，无人居住，一片荒凉景象，非笔舌所能形容……凡城镇村庄房屋皆纵火焚毁，而仓秉山林也遭毁灭。四乡无人迹，皆成旷野。东、西、南三方受害尤甚，唯北方独存，盖拟由此地出川也。”
    就是这样一个无比残忍、暴戾、专横、野蛮的张献忠，却被我们的教科书称为“农民革命的领袖”，这真是旷世的荒谬与荒唐！
    三、李自成“均田免粮”，洪秀全“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全是假口号。要解决中国问题还须思想启蒙
    中国的农民起义者，无一不是以欺骗的手段起家的。比如陈胜吴广的口号是“大楚兴，陈胜王”，张角的是“苍天当死，黄天当立”，李自成的是“均田免粮”，洪秀全的是“无处不均匀，无处不温饱”宋江等人的是“替天行道”……这些口号，实在是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和蛊惑性，因此，农民起义能够在一段时间里迅速成气候，就是这个道理。但是，他们揭竿而起后，尤其是得到天下后，就个个都变得像张献忠一样，在无限膨胀的权力下失去了方向，迷失了自我，因而就歇斯底里地变起态来，大肆滥杀无辜，草管任命，为所欲为。
    这是中国农民起义的悲哀，更是中国文化的悲哀。
    一个以专制政治为体系的集团，一个以小农经济为要害的群体，一个把儒家文化奉为神灵的民族，在他当道后，就必然加倍地蹂躏中国，奴化人民，强化自己的权威。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无一改变，更无一例外。
    在这样的时候，依靠农民起义的力量是解决不了中国的根本问题的，只有依靠外来思想文化的冲击，才能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状况。但是，几千年来，我们总是闭关自守，妄自尊大，以为自己才是世界文明的先锋，因此，我们的祖先总是把外国人称为蛮夷。殊不知，我们的每一次所谓的起义和革命，都是以国力衰退、经济凋敝、人口减少为代价的。
    在这样的状况下，张献忠们的暴戾，就成了必然，想躲都躲不开，无数人的人头，想不落地都不行。中国的历史，就是这样用无数人的血把它染红的；中国的文明，就是这样以无数白骨把它支撑起来的。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说:“如果从历史评价的角度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大地上才出现了一次次血肉横飞的大屠杀。鲁迅因此说:“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了他们的奴隶了。”
    让人感到一点庆幸和欣慰的是，张献忠死了近三百年后，西方启蒙思想家们的平等、自由和民主等思想，终于进入中国，唤醒了沉睡千年的中国人。
    2004年10月12日于弄月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