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人眼中的宋朝

Gestapo

公元1114年（宋政和四年、辽天庆四年）九月，女真完颜部首领阿骨打正式聚兵反辽，并于次年正月，称帝建国，揭开了一场影响整个时代之军事行动。政和八年（1118）八月，宋派遣马政、呼延庆等率一使团泛海赴金，宋金两个政权开始了正式的外交接触，至金天兴三年（宋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正月，宋蒙联军攻入蔡州城，金哀宗自缢身亡，宋金两个政权共交往了117年。在这一个多世纪的恩恩怨怨中，双方均会适时对对方作出评价，从而制定执行相应之外交及其他政策。就拿金人方面看，则因时间及具体方面不同而评价不一，在古代社会，两个相邻政权处理双方关系时，最关注者当属对方之政治军事实力，故本文拟就金代统治阶级对宋政治、军事方面之评价为主，并粗略涉及金代文人对宋之评价。当然，金代其他阶层当会有不同于统治阶级及文人之认识，然因材料之限制，后人难以确知，姑且不予讨论。另外，宋代文化水平远远高于后起之金，金人仰慕宋之文化，对其有高度评价，且争相学习之，即所谓之汉化，直至金亡，自是必然，限于篇幅，亦不作讨论。

一、宋金结盟时期金统治阶级对宋政治、军事之评价

金建国之初，势力还比较弱小，为了对抗辽朝，非常希望能够得到外援。而此时的宋徽宗等人得知女真起兵，辽后院起火，便幻想着趁机收回五代时割给辽的幽云十六州，故于政和八年八月向金政权派出了第一个使团。完颜阿骨打等人听说宋朝使团前来商议联合攻辽之事，正求之不得，经过认真商谈，与宋朝方面就建立联盟达成初步意向。此时的金人对宋之虚实缺乏了解，对其政治、军事实力之评价还是较高的，正如后来金大将宗翰于宣和二年（1120）所说，“南朝四面被边，若无兵力，安能立国强大如此，未可轻之”[①]。则开始接触时，金太祖等人当很重视宋之实力，且相信其援助能力。故当马政提出“克辽之后，五代时陷入契丹汉地，愿畀下邑”时，金人即表示，“所请之地，今当与宋夹攻，得者有之” [②]。很明显，阿骨打等人是在对宋实力作出评估之基础上让宋自己攻取。然而随着双方交往之增加，金人对宋之真实情况有了更多的了解，对宋之评价亦随之大变。我们先来看看自双方签定“海上之盟”至金人撕毁条约大举攻宋期间，金统治阶级对宋之评价及其变化。
宣和二年，宋金双方签定了联合灭辽的盟约，即“海上之盟”。据盟约内容看，宋是处于不利地位的，金只答应宋收回燕京地区，而未提及云州即辽西京一带，且宋还要将每年给辽的50万岁币转送于金。这是金对宋了解加深，对其实力作出较低评价之结果。由于盟约中未提及归宋云州一带土地，徽宗便于当年九月又派马政等出使金朝，商议夹攻辽朝日期，及进一步要求“割还山后云中府地土”[③]。马政等人到达后，即告知金人，“今来所约应期夹攻，最为大事。须是大金兵马到西京，大宋兵马便自燕京并应、朔州入去也。如此则方是夹攻，则应得今来相约也。若将来大金兵马不到西京，便是失约，即不能依得今来已定文字也”[④]。宋既希望得到西京，自己又无力攻取，想让金人打下来后交还宋朝，天下岂有如此道理。金人当然不会答应，而且更看低宋之实力，更加轻视宋朝了。因此，在双方交涉燕京一带土地时，金的一些贵族即曾说，“莫道是与了南朝燕京管下六州二十四县，如吾取了燕京，都不与南朝，怎生不依契丹一般与吾银绢”[⑤]。正在宋忙于与金就西京一带之归属讨价还价时，金却于天辅六年（1122）正月顺利攻下了辽中京，辽天祚帝仓皇逃往燕京，接着又逃往西京。辽之五京已有四京为金占领，辽灭亡之势已经明朗，宋见此情形，害怕无法收回燕京一带，急忙命童贯率兵北上进攻燕京。此时驻守燕京的只是萧干等人所率之残兵败将，可是面对宋朝大军，他们仍然很自信，“契丹军虽寡弱，若止当南军（指宋军——笔者注）有余”[⑥]。童贯大军果然败下阵来，但面对金使，宋廷仍然吹嘘获得了胜利，同时，又对他们说，“燕中无主，止是四军（指萧干——笔者注）领兵为边患，及挟女主（指萧干等人拥立之萧后）猖獗，岂金国可容，早擒之为佳”[⑦]，希望金人擒获萧干，真是荒唐可笑。不久，童贯又率大军攻燕，再次大败而归，因惧徽宗怪罪，遂“遣使臣王瓌密祷金主使图之”[⑧]，金太祖接到密信后，即兵分三路逼向燕京，萧干等人见金大军来袭，连夜逃遁，金军不战而下燕京。金人对宋政治之腐败无能、军事之虚弱不堪有了更清楚之认识，故当宗翰与宋使者讨论岁币等问题时即说：
贵国与契丹家厮杀多年，直候敌不得，方与银绢，莫且自家门如今且把这事放着一边，厮杀则个，待你败时，多与银绢，我败时，都不要一两一疋，不知何如？[⑨]
可见对宋政治军事实力评价之低，其统治阶级已经认识到“中国兵弱”，并“有南牧之意”[⑩]矣。
在此期间，金朝统治阶级不仅对宋之政治腐败、军事虚弱作出了较为准确之评价，而且还认为宋“失信”，在此方面，宋人可谓是一而再，再而三。“海上之盟”签定以后，金即于第二年，也就是天辅五年（1121）正月派使前来商议夹攻辽朝日期，而此时之宋徽宗听说辽人已经知道宋金结盟之事，害怕辽军报复，“深悔前举，意欲罢结约”[11]，并私留金使“三月余，方遣人送归，国书只付其使回，不复遣使”[12]，使金人大为恼怒，指责道：
留我使人，一住半年，滞了军期，更不遣回使，只将空书领军人送过海来，已是断絶之意。[13]
金太祖亦说，“初以南朝失信，断绝无疑”[14]，只是本着保持友好态度，未过于追究。后来眼见辽灭亡之势已定，徽宗不跟金人打招呼即让童贯领军北上攻打燕京，致使金又遣使“责以不先示起兵月日”[15]。当宣和五年（1123）四月，金人将燕京及其六州土地交给宋不久，就发生了张觉事件。张觉原是辽平州知州，后降金，但很快张又据平州叛。宋徽宗听说张觉叛金，认为是得到长期以来用外交及金钱赎买都无法从金人手中得到之平州地区，遂不顾宋金盟约中有关“两界侧近人户不得交侵，盗贼逃人彼此无令停止，亦不得密切间谍，诱扰边人”[16]之规定，令人对张觉“密遣人诱致，令率众内附，当厚以金爵畀之”[17]，张觉果然以平州归宋。对此金人大怒，深为宋人失信不满。同时，由于是战争期间，大批原辽境内人户流入宋境，金人前来索要，宋不愿遣归，致使金人点名索要，“且如近有燕京职官赵温信、李处能、王硕儒、韩昉越境来南，张轸带了本朝银牌走过南界”，等等，并谴责宋朝说，“两朝誓书中，不纳叛亡，今贵朝已违誓矣”[18]。宋庭无奈，只好将这些人绑缚交于金人，不仅失信又示弱于人。接着，又在西京归属远未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向那一带发出牒文，“招诱归款”，金人更是一再谴责宋人失信。宋人不仅未吸取教训，竟又干出招诱天祚帝的蠢事，被金人半路截击，宗翰随即遣使指责宋廷，“海上元约不得存天祚，彼此得即杀之，今中国违约，招来之”[19]。
金统治阶级通过交往了解，对宋之评价由最初之立国强大，至此已变为政治腐败无能、军事虚弱不堪，且失信违约。遂在贪欲之驱使下，于天会三年（宋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发动了大规模侵宋战争。从战争开始至绍兴和议之签定，金统治阶级对宋之评价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转变。

二、宋金和战时期金统治阶级对宋政治、军事之评价

战争开始之初，西路军在宗翰的率领下，“如入无人之境”[20]，各地“将帅皆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21]，遂纷纷开门迎降，直至太原城下才遇到较为顽强之抵抗。东路大军在宗望率领下整装待发时，突然听说宋徽宗已经禅位钦宗，“军中大惊，犹豫未敢行，恐南朝有备，意欲还师”[22]，说明当时金人虽然对宋政治军事实力评价很低，然亦未至毫无顾忌之地步。后来在降宋又降金之郭药师的劝说下，才继续挥师南下。宋人果然不备，金军顺利到达黄河北岸，当时驻守黄河之宋军早已溃散，金人见此，更加轻视宋人，“南朝可谓无人矣，若有一二千人，吾辈岂能渡哉”[23]。金军很快包围东京，逼迫宋钦宗签定城下之盟，割让河北三镇，遂退军。金军退走后，钦宗在臣民之鼓动下，决定不尊盟约，不割三镇，派人策反降金的辽大将耶律余睹，又意欲联合西辽共同反金。这些在金人看来，明显是违背城下之盟，乃失信之事，遂决意灭亡北宋。还在大军出发前商议攻取策略时，宗翰即说，“我今若取东京，如运臂取物，回首得之矣”[24]，金统治者对宋之蔑视可见一斑。然事实也确是如此，金军迅速攻占宋都东京，掳略徽钦二帝、宗室、嫔妃及大量物资北去。随即康王赵构于应天府建立了宋流亡政府，并希望与金议和，纳贡称臣。金不仅不予承认，扶植自己的傀儡政权，并派兵追击赵构之流亡政府，意欲一举消灭之。当时金人已经毫无顾忌，根本不把宋流亡政府放在眼里，完颜宗弼更是率军孤军深入，视入无人之境，渡江追击赵构政权，直至海上无果而返。至此，金人对宋政治军事实力之评价已降至最低点。
然随着形势之发展，宋“太平日久，民不识兵”[25]之局面已经逐步得到改变，在战争的洗礼下，将领的指挥水平与士兵的战斗力都获得了很大提高，面对惨痛教训，政治腐败也略有好转。而同时，金却出现“兵老气衰”[26]之势，“度其兵士，壮者老，老者死，其马之齿日长矣，其臣志满意得，沉酣乎玉帛子女之间”[27]。金大将韩常即曾言，“今之南军，其勇锐乃昔之我军，今之我军，其怯懦乃昔之南军”[28]。
面对宋实力之提升，金人始未有清醒之认识，至经历几次大败，始稍稍审视自己对宋之评价，调整对宋策略。还在天会八年（1130）宗弼追高宗入海北返期间，即被韩世忠围困于黄天荡达四十八天，对其打击十分沉重，“自江南回，初至江北，每遇亲识，必相持泣下，诉以过江艰危，几不免”[29]。随后号称善战的完颜昌（挞懒）也在泰州缩头湖被张荣的非正规部队打得大败，此后“锐气沮丧”[30]。接着，金人调整对宋战略，将主力调往川陕，然亦是败迹连连，富平之战，金人虽取胜，但损失惨重，和尚原之战，金军被吴玠打得大败，宗弼“中流矢二，仅以身免”[31]，“亟剃其须髯遁归”[32]，仙人关之役，宗弼“几为吴玠所杀，赖韩常援而出之，常被南军射损左目”[33]。金人惜日之辉煌已不复可见，惨败之梦魇却不时发生，因此，金人开始反思目前对宋实力之评价，意识到今日之宋已非昔日之宋，宋之政治军事实力已有大幅提高，与己不相上下，决定调整政策，与宋议和，遂成后来之绍兴和议。
绍兴和议之后直至金末，宋金之间出现长期势均力敌局面，金统治阶级对宋之评价亦未有太大之变化，只是在海陵王统治时期，评价出现较大失误。海陵王夺得帝位后，谋求灭宋统一天下，这与其轻视宋之实力密切相关，“朕视宋国犹掌握间耳，何为不可？”[34]率军出征时又狂妄说，“远则百日，近止旬月”[35]。当时大多数大臣认识是清醒的，他们都力加劝阻，其中以太医祁宰之意见最具代表性，“国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无道，曾不十年荡辽戡宋，当此之时，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谋勇之臣，然犹不能混一区宇，举江淮、巴蜀之地，以遗宋人，况今谋臣猛将异于曩时”[36]。海陵不听，致兵败被杀。金宣宗统治时期，金朝已经没落，北方蒙古崛起，并连年攻金，金在丧失大片领土，损失惨重之情势下，宣宗却听信权臣术虎高琪之怂恿，竟然作出了南攻宋朝，“以广疆土”[37]，此时金之统治者们已经相当腐朽，失去了客观评价宋政治军事实力之眼光，一反前代旧规，幻想北边的损失从南边补回来。他们之所以敢如此，实在于轻视宋朝，甚至不少大臣亦评价道：“吾国兵较北诚不如，较南则制之有余力”[38]，“宋人孱弱，畏我素深”[39]，甚而营造出“有沮其兵者不谓之与宋为地，则疑与之有谋”[40]之氛围，唯有太学博士杨云翼力加劝阻，“彼江之南，其地尚远，且有巴蜀为之辅，虽无淮南，岂不能集数万之众，伺西北有警而缀我耶”[41]，然已无及。此战一开，金不仅未得到什么好处，反而损兵折将，加速了其灭亡，正如刘祁所说：
南渡后，屡兴师伐宋，盖其意以河南陜西狭隘，将取地南中。夫已所有不能保，而夺人所有，岂有是理。然连年征伐，亦未尝大有功，虽破蕲黄，杀虏良多，较其士马物故，且屡为水陷溺，亦相当也。最后盱眙军改为镇淮府，以军戍之，费粮数万，未几亦弃去，又师还，乘夏，多刈熟麦，以归助军储。[42]
金哀宗继位后，面对强大之蒙古，力矫宣宗之失，重新评估了宋之实力及其对金生死存亡之重要性，然为时已晚，此时的宋已决定联蒙灭金了。
宋金交往之初宋人失信给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加上绍兴和议后宋人两次北伐及就不平等之“受书礼”交涉不已，金人对宋之失信依然耿耿于怀，此番评价亦屡被提及，海陵王曾言于宰相曰，“宋国虽臣服，有誓约而无诚实”[43]，世宗亦曾曰，“宋人喜生事背盟，或与大石相通，恐枉害生灵”[44]，宣宗时，高汝砺上疏亦认为，“宋人多诈无实，虽与文移往来，而边备未敢遽撤”[45]。

三、金代文人对宋之评价

当两个敌对政权并立期间，双方文人基于民族国家感情，而轻视对方，评价对方时带有贬斥情绪，实属自然。在留下的宋代文人作品中，这类言语比比皆是，自不待言。而金人由于文化明显落后于宋，故在此方面与宋比起来要逊色得多。当然这种文字也是有的，赵秉文在《谢宣谕生禽贼将田俊迈表》中称宋人“丑虏望风而奔”[46]，在《谢宣谕破寿蔡州贼赐玉靶剑玊荷莲盏一只金一百两内府叚子十匹表》中又称宋人“蠢尔蛮荒，干兹天讨”[47]，不过由于此类属公文性质，亦不必过于计较。有的文人在文学作品中极力贬低宋之实力，章宗泰和年间刘昂曾作一首《上平西》词：
虿锋摇，螳臂振，旧盟寒。恃洞庭、彭蠡狂澜。天兵小试，百蹄一饮楚江干。捷书飞上九重天，春满长安。
舜山川，周礼乐，唐日月，汉衣冠。洗五州、妖气关山。已平全蜀，风行何用一泥丸。有人传喜，日边路，都护先还。[48]
据“已平全蜀”四字，此词当作于泰和六年十二月宋将吴曦降金之后，当时金兵已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词中，刘昂对南宋实力极端蔑视，视之为不堪一击的虿锋、螳臂，对金兵的实力以及初战告捷无比自豪。但是，多数文人对宋之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尤其反映在随军文人身上。金代文人于随军时所创作之作品中，有前引《上平西》之气概者并不多见，大多抒发心中之愁苦，如蔡松年在随海陵南征时感叹“桔槔听俯仰，随人欲何为”[49]。又如宣宗泰和六年随军南征之赵秉文，亦于途中作诗抒发自己之无奈与苦闷，其中有一首题为《通许道中（南征）》：
晓逐三军发，清寒苦不禁。征骖过野店，寒犬出踈林。
宿火留行客，霜枝滑冻禽。据鞍闲觅句，愁些不成吟。[50]
全诗除标题中注“南征”外，通篇看不出战争迹象，只是一味抒发途中清寒愁若之状。泰和南征向被金人视为正义之举，随军文人尚且如此，遑论其他。这种感情之序发，不单单是厌战情绪之流露，
亦一定程度上反映他们不希望看到统治者因低估对方实力而带来之恶果。



综上所述，金代统治阶级对宋政治军事实力之评价随着交往加深与形势发展而变化，并深刻影响其对宋政策：由最初了解不多评价较高而重视双边关系，至交往加深轻视宋朝产生强烈不信任感，从而引发金宋战争和北宋灭亡；由驰骋中原所向披靡极度蔑视宋朝，意欲彻底灭亡之，至屡次大败意识到对方实力已不在己下，从而使双方走向了百年对立与共存。另外，金代文人在文学创作中，对宋之实力虽有贬低之词，然多数尚能客观对待之。

[①]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宣和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②]脱脱等：《金史》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0页。

[③]《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九月二十日条，第28页。

[④]《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宣和二年九月二十日条，第29页。

[⑤]《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宣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条引赵良嗣《燕云奉使录》，第78页。

[⑥]《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宣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条引《燕云奉使录》，第79页。

[⑦]《三朝北盟会编》卷九宣和四年九月十三日条引汪藻《谋夏录》，第63页。

[⑧]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页。

[⑨]《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四宣和五年二月九日癸巳条引《燕云奉使录》，第98页。

[⑩]《三朝北盟会编》卷十六宣和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条引朱胜非《秀水闲居录》，第116页。

[11]《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宣和三年五月十三日条引《北征纪实》，第32页。

[12]宇文懋昭：《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太祖武元皇帝下》，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3页。

[13]《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宣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条引《燕云奉使录》，第79页。

[14]《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一宣和四年十一月一日条引《燕云奉使录》，第77页。

[15]《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建炎元年正月条，第7页。

[16]佚名：《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二十三篇《南宋誓书》，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74页。

[17]《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七宣和五年六月二日条，第126页。

[18]《三朝北盟会编》卷十五宣和五年三月十八日条引《燕云奉使录》，第104～106页。

[19]《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一宣和七年正月二十四日条引《北征纪实》，第154页。

[20]《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三宣和七年十二月九日条引张汇《金虏节要》，第172页。

[21]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九《十三处战功》，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440页。

[22]《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六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条，第195页。

[23]《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十七靖康元年正月三日条引沈琯《南归录》，第193页。

[24]《三朝北盟会编》卷五十七靖康元年十月六日条引《金虏节要》，第425页。

[25]《大金吊伐录校补》第一百三十六篇《宋太学生汪学海上大金元帅书》，第370页。

[26]脱脱等：《宋史》卷三百九十九《宋汝为传》，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134页。

[27]《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六十八绍兴五年五月条，第1211页。

[28]《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三绍兴九年十二月己巳条，第2142页。

[29]《大金国志校证》卷六《太宗文烈皇帝四》，第100页。

[30]《大金国志校证》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第113页。

[3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九《吴玠和尚原之胜》，第452页。

[32]《宋史》卷三百六十一《张浚传》，第11301页。

[33]《大金国志校证》卷七《太宗文烈皇帝五》，第114页。

[34]《金史》卷七十六《萧玉传》，第1736页。

[35]《金史》卷一百二十九《李通传》，第2786页。

[36]《金史》卷八十三《祁宰传》，第1874页。

[37]《金史》卷十五《宣宗纪中》，第327页。

[38]《大金国志校证》卷二十四《宣宗皇帝上》，第328页。

[39]《金史》卷一百九《许古传》，第2415页。

[40]元好问：《遗山先生文集》卷十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49页。

[41]《遗山先生文集》卷十八《内相文献杨公神道碑铭》，第250页。

[42]刘祁：《归潜志》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71页。

[43]《金史》卷一百二十九《李通传》，第2783页。

[44]《金史》卷五十《食货志五》，第1114页。

[45]《金史》卷一百七《高汝砺传》，第2357页。

[46]赵秉文《滏水集》卷十，四库全书本。

[47]《滏水集》卷十。

[48]《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71页。

[49]元好问：《中州集》卷一《淮南道中五首》，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3～24页。